党内矛盾苏区党内政治文化生成的动力(2)

一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工作分歧。1929年2月7日，时任中央军事部长的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给红四军前委写了一封指示信，要求：“应有计划有关联的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并指出：“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即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4]信中对苏区革命进行了许多具体要求，但充满了悲观认识。周恩来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而为的：“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所以我们回国后就指示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朱德、毛泽东同志不同意。”[5]经红四军前委协商，由毛泽东主笔复信中央，信中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主张利用蒋桂两派军阀争夺江西的时机，积极进取，采取“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周恩来接受了苏区的复信说明，尊重红四军根据现实情况做出的决定[1]274。二是苏区党和红军内部意见分歧。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是八七会议确定的党的路线，但具体而言，如何开展土地革命、如何进行军队建设等基本问题都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围绕这两大问题，苏区的党和红军因处于探索期而多有分歧。土地革命中没收哪些土地，没收来的土地如何分配，土地的性质及相应的处理原则如何等问题，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就一直是革命根据地党和政府必须面临的实际问题。例如，在土地革命中如何对待“中间阶级”(中农、富农)，苏区不同区域和不同时期就有不同态度。这种分歧除了受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外，苏区党和军队自身的认识不一也是原因。1930年2月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代表团和红五、六军委及赣西特委在江西省吉安县陂头举行联席会议上，围绕土地问题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对于如何分配土地问题，会前，在赣西南特委中间就有争论，在会上也有争论，有两种意见，以江西省委特派员江汉波和特委委员李文林为代表的主张按耕种能力多少来分配，即谁种得多谁就可以多分地，谁耕种能力少或无耕具的雇农就可以少分地或不分地。以刘士奇、曾山等为代表的一方，不同意江、李的意见，主张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3]150而围绕军队建设，则有军队与党之间的关系、军队内部长官与士兵关系、党的军队与旧的军阀军队区别等问题在实践中不断浮现。“处于初创时期的红军队伍，由于士兵成份复杂，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就冒了出来。如：流寇思想、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军阀残余等。这些问题时隐时现，有时表现很突出。这些思想反映到红四军党的领导中，造成一些歧义和隔阂，影响了团结，削弱了战斗力。朱、毛两人之间也曾为这些分歧产生过不快。”[3]38

二、党内矛盾与党内政治文化生成的内在逻辑

党内矛盾与党内政治文化生成发展之间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党内矛盾之所以能是党内政治文化生成发展的动力源于其内在的哲学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

党内矛盾推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哲学逻辑。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提出了“星云假说”，揭示宇宙是在分裂与解体中生成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这一辩证法思想并将其引伸到人类社会，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的对立性和同一性体现为二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亦是如此，矛盾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动力。无疑，党内矛盾与其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自身的生成发展亦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1882年，恩格斯曾指出：“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法规律的。”[6]毛泽东对矛盾的普遍性及其在党内的体现也有许多科学的论断，他在著名的《矛盾论》中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结合党的建设与发展，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7]299显然，党内矛盾作为党内政治文化生成的动力有着相应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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