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矛盾苏区党内政治文化生成的动力(3)

党内矛盾推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逻辑。政党是观念的群体，正是因为有观念的差异，现代社会在政治进程中出现不同的政党。政党是矛盾的统一体，是差异和冲突的产物。列宁指出：“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8]现代政党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原则性等特征不仅体现在政党之间的差异，政党内部亦因此易形成不同的派别。这种纷争与矛盾表面看是利益之争，但也是文化斗争，其结果对政党文化的产生会产生催化和强化作用[9]。强调事物的矛盾，注重阶级斗争观念是毛泽东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构成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核心观点冲突或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变化。在毛泽东的政治著作中，他所论及的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是以冲突和变化概念为基础的。在他看来，政治领域里各个方面合乎规律的、恒常的冲突和变化，与自然界的冲突和变化的情形是相同的。”[10]刘少奇在《论党的斗争》中也指出：“党内斗争是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保证党的行动在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路线进行，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完全不可缺少的。”对党内斗争(矛盾)在党的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做出了科学的判断[11]。

党内斗争推动党内政治文化生成的现实逻辑。党内政治文化是一种信仰文化、组织文化和行为文化。大革命失败后，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属性和共产主义信仰虽未动摇，但在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如何开展革命等基本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革命性质上，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说、社会主义革命说等，对革命性质判断的不同又决定他们在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前途、革命对象、革命的领导权等问题上存在差异；在社会阶级的分析上，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在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上也有肯定和否定的对立；在革命斗争的具体路径上，存在着“左”倾的“城市中心论”和工农武装割据的争论。这些矛盾斗争的存在和上演，推动着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要不断地去回答新问题、在思想上要达成新认识，从而推动党内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推陈出新。在组织文化和成员行为文化上，虽然作为列宁主义的政党，在组织上要遵循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些基本原则，如1924年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中就明确提出，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12]。但文本制度的制定与最终落实并成为广大党员的头脑共识是两回事，而且党成立的二十世纪初期，正处于各种新思想、新主张蜂拥而入的时代，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在社会上具有很大影响，再加上苏区党员在成份上，工人阶级所占不多，农民、小资产阶级等非工人阶级占据多数，所以，在政治文化上存在极端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此外，红军的来源之一是战争中俘虏的国民党战俘，这些人员又往往具有旧军阀部队的习气，成为革命部队一员后，昔日不好的思想作风也带了过来，并影响着身边的战士。这些矛盾和现实困难的存在，既为党内分歧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又是党内矛盾的体现，同时解决这些分歧和矛盾的过程也推动党内组织原则、组织思想不断完善的过程，从而助推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

三、党内矛盾推动苏区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

苏区时期，党内矛盾和分歧在党内政治文化生成中的影响涉及了党内政治文化的信仰文化、组织文化和行为文化等各个方面。

在信仰文化上，苏区时期的党内矛盾推动党的革命理论和广大党员革命信念的创新发展。针对中央在“二月来信”中对农村革命悲观的观点，毛泽东在回信中阐释了“以农村为中心”的全新革命理念，“初步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毛泽东的回信赋予了农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全新地位和作用，分析了农民革命与无产阶级领导、城市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毛泽东针对中央对农村革命斗争的忽视，在回信中指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为此，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城市斗争和农民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既不能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的游击主义，也不能错误地认为农民势力发展了超过了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3]55毛泽东的复信提出了在赣南闽西建立大块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回信中，毛泽东提出了红军扩大规模，进行割据的行动规划：“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发动群众以至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13]58显然，毛泽东在如何解决党中央和苏区在关于农村革命分歧的思考中进一步推进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思想的发展，并为最终摆脱“城市中心论”、创新革命道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之，“前委‘四五复信’，是一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文献，阐述了农村斗争的重要性，初步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14]毛泽东的“四五复信”，不仅为苏区革命实践赢得了中央的认可，更为苏区党和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升了广大战士的革命士气、坚定了革命信念。此后，到1929年7月中共闽西“一大”召开，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短短的几个月之间，赣南、闽西两大块革命根据地应运而成，用实践证明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可行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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