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两改元的动力与阻力考论(2)

2.华资银行是废两改元推行的中坚力量。华资银行肇始于19 世纪末，经过北洋时期的快速发展至南京政府时期已与外资银行、钱庄共同呈三足鼎立之势。“新式银行利益集团迫切希望通过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废除银两货币制度，结束‘两元并用’货币体系，打破长期以来在业务上受制于钱庄行业的局面”[5]。华资银行为近代公司制的商业银行，能够不受地域的限制面向全社会各个阶层开展金融服务。废两改元能够使其摆脱洋厘行市及资金清算汇划制度的羁绊。此外，中国近代银行业一个突出特点是公债的经营投机，这就使得银行业与南京政府之间在废两改元这个问题上具有了利益的一致性。事实上，在1932 年7 月成立的废两改元研究委员会和1933 年3 月7 日财政部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成立的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中，华资银行业都是其中的中坚力量，是废两改元基层的实施者和操作者。

3. 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变化为废两改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来看，九一八之后，“因1929 年世界经济大萧条、1931 年长江水灾及九一八事变等消极因素的影响，使中国内地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造成大量银元流入上海等大城市”[7]。此外，1931 年9 月英国首先放弃金本位，随后欧洲国家纷纷效仿，这成为中国白银处于净流入的重要推动因素。如此种种导致国内银元充沛，“银元存底从1923 年的3560 万元逐年增加，1932 年6 月底达 万元，开空前未有纪录，大大缓解银元不敷周转的困难”[8]。而银两存底并无大的变化，于是洋厘行市出现暴跌，“1928至1931 年间, 每100 枚银元平均值银73 两,1932 年4月降为值银69 两9 钱6 分”[1]。由此可见，至1932 年年底，从国内的货币金融环境来看，此时是废两改元前所未有的绝佳时机。白银的入超变为出超并愈演愈烈演变为1934—1935 年的白银风潮，其反转时间点就在1932 年年底至1933 年。

4. 学界和业界有识之士的舆论宣传对废两改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32 年7 月，宋子文召集上海银钱业代表会谈，向业界释放出南京政府废两改元的决心。自此，三大利益集团围绕废两改元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国民党政府“废两改元”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柏禹邮，1982；评上海银钱业之间关于废两改元的争辩，吴景平，2001）。浙江兴业银行监察人、著名会计学家徐永柞，以及颇有影响力的潘恒勤、马寅初、章乃器等一大批学者企业家为部委献计献策谋划方案,在《申报》《银行周报》等流行报刊上发表见地深刻的论述，唤起国人的意识,有力推动了废两改元的舆论影响力。

三、废两改元中经受的阻力

自1910 年《币制则例》颁布到1932 年3 月废两改元银元成为全国统一的货币，经过22 年，一项制度的变迁才最终实现。由此可见，废两改元在前进的过程中经受了各种强大的阻力。废两改元的过程亦是在不断克服战胜这些阻力的过程。

1.钱庄利益集团对废两改元的抵制和延宕。毋庸置疑，废两改元前掌控“洋厘”与“银拆”行市和资金清算汇划制度的“钱庄利益集团作为‘两元并用’货币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反对政府提出的货币制度改革，并且通过自身在金融货币领域中的影响力对政府施加压力”[5]。在南京政府着手废两改元的过程中，钱庄业对此的反对逐步减弱，由最初的强烈抵制到1932 年的“原则上同意”，对这项改革由早期的阻挠到后期的有意延宕。1928 年6 月，南京政府全国经济与财政会议后就把废两改元提上改革日程，而随后被迫搁浅，钱庄势力的反对造成改革阻力很大是一个重要原因。1932 年6 月6日,“钱业公会举行临时执行委员会议,经讨论,与会者认为废两改元虽不能极端反对,但就现在之局势,实尚非时,一致主张缓行”[9]。

导致钱业态度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两元之争实际体现着旧式的钱庄和新式银行业之间势力的角逐。自民国成立至1935 年南京政府开始官僚金融垄断的这段时期是近代华资银行业快速发展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企业预期悲观，是年夏季长江和江淮流域发生严重洪灾，工商业和钱庄业都受到很大影响。银行业做公债投机所受冲击较小，这些使钱业的影响力相对下降。其二，如前所述，九一八之后上海存在资本流入，银元存量增长较快。“据当时银行家张嘉璈统计：1928 年至1931 年，平均银元价格为每百元值上海规元银两73 两，1932 年降为69.95 两。1932 年6 月10日的洋厘为0.6905,7 月初的洋厘已跌为0.688，成为历史最低点”[9]。白银的外流和洋厘行市的剧烈波动使钱业的银两制货币基础日趋动摇，钱业对废两改元的态度不得不有所转变。

文章来源：《航空动力学报》 网址: http://www.hkdlxbzz.cn/qikandaodu/2021/0314/6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