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作文化规训与反规训写作前进的永恒动力(3)

最典型的例子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朦胧诗。经历了文革之后，当时许多知识青年普遍怀有一种模糊而又强烈的情绪:不解、怀疑、愤怒、无奈、对抗等情感交织在一起，一种被抛弃的失落感以及对幻灭了的理想的沮丧和坚执，对失去家园的牵系等，成了这一代人的主导情绪和情感基调。尽管，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渴求，尽管，急迫地想抒发内心的情感，然而，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背景，朦胧诗人便巧妙地借用诗歌这一反对旧有写作文化规训先锋的形式，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冲破时代文化写作禁忌，曲折地表达对于时代、社会的反思，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与鄙弃。例如:北岛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杨炼的“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或许召唤只有一声——/最嘹亮的，恰恰是寂静”(《诺日朗》);舒婷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等等。既可以婉转表意，又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思想产生了无限的张力，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理想效果，同时也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

无疑，在当时，朦胧派诗人是一群主流群体之外的边缘人，然而，他们勇于以“叛逆”的精神，打破了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写作文化规训——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4］。

2．破茧而出，新的写作文化规训形成

文体是某类文章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共同特征、写作规范，而写作文化则是导致文章体裁生成的主体性精神、心理状态和美学追求。对一个特定时代的写作者来说，文体是写作者表达内容的形式，作者希望文体的形式能尽量满足时代读者对它的审美要求，尽量表达自己所感悟到的时代写作文化。然而，当文体不能很好地表情达意时，写作者并不会“削足适履”，反而会对原有的文体进行“变体”，甚至创造新的文体。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写作文化规训也是文体改造、创新的直接动力和内在机制。

(1)变体——局部调整、改造现有文体

当某种文体(语体)不适合新的写作文化的时空情绪、思维方式、价值趋向，写作者就会尝试着将文体的部分因素(题材、结构、表达方式、语言等等)进行调整、改造，在旧文体的基础上进行“变体”，使之与新的写作文化精神相合拍。比如:传统小说十分注重描写，这些作品对于景物环境、人物相貌、心理的描写都十分精细，这就造成了节奏缓慢的阅读感受。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时空情绪并不适应当代快节奏的时代特点，人们便有了对于新的写作文化文体规训的渴求。于是，当代作家在小说写作中对描写的技法进行改造，改变了描写的节奏，使之变得概括、简洁，并更多地使用了叙述的表达方式。这样就加快了当代小说的速度感、节奏感，合乎当代的时代步伐，符合当代人的阅读需求，自然受到时下读者的欢迎。

(2)尝试、探索、创造新文体

量变必定引起质变，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当写作文化规训的法度、规则对于写作形成严重的束缚，当某种特定时代社会的一种新的整体写作意向、阅读兴趣都无法通过对传统文体的局部因素的调整改造来表达、传播时，人们就要根据新的写作意向、趣味去尝试探索创造一种新的文体，来满足自己的写作意向和兴趣，以及满足时代社会的阅读需要。于是，一些作家就会带头勇敢地冲破束缚，通过改变文体的方式，以适应新的时代文化、写作、阅读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新的文体逐渐被众多作家、读者所接受的时候，一种新的写作文化规训就形成了。因而，写作文化规训与文体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例如:新闻写作中的“深度报道”“报告文学”;电视新闻文本写作中的“新闻调查”“电视政论”;文学写作中，30年代的“杂文”、70年代诗歌写作中的“诗报告”、80年代小说写作中的“报告小说”，它们的产生都是特定时代中突破旧的写作文化规训而对新文体的创造。

值得一提的是，文体作为体现一种新的写作文化规训的文章体裁的产生，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往往都是在过去已有的几种有关文章体裁中的有关文体因素基础上组合、杂交、整合的重新创造［5］。

文章来源：《航空动力学报》 网址: http://www.hkdlxbzz.cn/qikandaodu/2021/0413/8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