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作文化规训与反规训写作前进的永恒动力(5)

可见，写作行为并非是写作者一个人独自完成、实现的，而是一个群体性的行为，包括作家群、读者群、作家——读者群，以及这三种群体交融而形成的复合群、社会群。文学创作同时属于个人智慧、抽象形式及集体结构这三个世界的情况。总而言之，写作行为是群体、众相出演的群体化行为，是万家灯火，是一定的时空、时代、社会背景(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等)、人情世故等大环境下的集体创作行为，是“主体间”的“对话”，而非“独语”——一人独唱的独角戏［2］。

当我们研究文化巨著时，社会学方面的研究都会发现，通过把这些巨著与其结构的容易阐释的集体整体相联系，则更易发现那些必要的环节。换句话说，作品世界的结构与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是同构的。

在一个集团内，认识的共同性由表现手段，首先是语言手段的共同性来确定。在语言平面上，作家拥有的，只能是这个集团用来表达其认识的词汇与句法;作家至多也只能是“赋予社会中的单词以更规范的意义”，绝不会脱离其法度而进行天马行空的随意创造。所谓“集团”是指一个包括所有年龄的(尽管有一个占优势的年龄)作家集团，在感情、理智和实践趋向的意识之中有类似观点的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或者称作集团，就会占领着整个文学舞台，由于这个集团在某些诸如生存态度、文化倾向、价值观念、时空情绪、行为准则、思维方法等方面中所倾向于表现出来的“共同立场”，就会对群体内部，甚至是外部的作家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同化性的影响。这样，写作文化就应运而生了，其对作家的规训也就不言而喻了［3］。

三、写作文化规训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理清写作文化规训的形成过程，也就明了了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一)积极方面

任何创作都是作家、作品、读者、世界这四部分构成的。当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所流露的主题与主流群体(包括作家群、读者群)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相一致的时候，作者最初的创作目的、作品的存在价值就可以很好的顺利实现。也就是说，写作文化规训有利于写作行为的顺利实现，也有利于作品的普适性价值的实现。

当作品中呈现的生存态度、文化倾向、价值观念、时空情绪等与写作文化规训相一致，避免触及某些意识形态外的防范与指令，避免触犯写作禁忌，就有利于作者免于受到来自政治、宗教等方面的人身侵害。所以，写作文化规训，有利于保护、维护写作者自身的利益。

(二)消极方面

写作文化规训是某一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某个群体内的意识形态，是创作的潜规则，尽管并非独占话语权，然而其对创作潜在的法度、规戒，却会有意无意地在一段时期内压制、阻碍、限制作家的创作。写作者为了实现最初的写作目的，也为了最终的对自由生命秩序的建构，两种巧妙的反规训的写作方式营运而生:

1．戴着镣铐跳舞，潇洒自如

(1)巧借修辞，一箭双雕含蓄表意

采用暗喻、借喻、象征、双关等修辞手法，言在此，而意在彼。将直言变成曲言，既可以避免碰触写作禁忌，免犯“文字狱”之罪，又可以畅快的表意，还能获得委婉、含蓄的朦胧表达效果。

(2)诗歌——反规训的最佳文学形式

诗是“人类的母语”。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在发展成为文学之初的形式都是诗歌。因为诗歌语言的联想性要超过其描绘性，所以当写作文化规训压制写作者的写作行为的时候，他们往往都会选择诗歌的文学形式表意。大多数作家都以诗歌为自己重建一个灵魂的庇护所，一个宁静的避风港，一个自由的精神家园。

在诗歌中，作家再一次与自然相通、相融，可以自由的遨游于宇宙万物之间，挣脱了时空的束缚，脱离自身的有限性和世俗、社会的羁绊与纠缠，摆脱种种条规的束缚与限制，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自由、心灵的自由。通过诗歌的诗性化语言，作者摒弃了语言概念的确定性，同时也抛开了人自身所生存的社会现实环境，进入另一个宇宙，一个既新奇，又人人相亲相近的纯洁而自由的空间，最终让心灵挣脱写作文化之旧规训的束缚，展开翱翔的双翅，将灵魂放归自然，重获新生。

因而，诗歌是一个时代最活跃的文学形式，也是反对旧有文化的先锋形式。当写作文化规训束缚写作者的写作时，他们往往会以诗歌作为手术刀，打破被束缚、压抑的樊笼，获得创作的新生。

文章来源：《航空动力学报》 网址: http://www.hkdlxbzz.cn/qikandaodu/2021/0413/8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