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间词形成发展的文化动力(2)

二、敬德保民的文化传统与时间词汇

相对于西方高度发达的测度时间而言，中华先民并不那么纯粹地关注时间的测量、时间的本真，却对宇宙时空当中玄妙虚渺的“时”、“机”、“命”、“运”、“气数”有着独到的领悟。天命靡常，万物易变，这就要求人们精准地筹划、充分地把握生命中的每一次机遇，于敬畏天命的同时，不断协调行为，以顺应天命、合乎气数，敬德保民。我们以汉语时间词“时”的词系衍生系统为例，来透析传统文化的时机观和变易观是如何影响语词的形成和发展的。

笔者收集到的先秦文献中，共计出现88个“时”的衍生词[2]。我们将之分为4组。

第一，时间本体与时间测度系列：时候、一时、今时、此时、自时、是时、朝时、夕时、旬时、夜时、若时、几时、何时、于时、当时、丁时、有时、始时、先时、同时、于时、之时、乾时、无时、不时、先时、后时、时日、闇时、历时、时反、时卒、须时。

第二，时间特性与时间把握系列：随时、守时、因时、囿时、及时、得时、济时、宜时、应时、适时、顺时、与时、以时、违时、悖时、失时、合时、逢时、待时、遘时、竢时、俟时、时世、时晦、时移世易、时不我与、时不再来、时来运转、无失其时、勿夺其时、此一时彼一时、时机、时运。

第三，社会文化现象性时间系列：民时、四时、三时、岁时、天时、农时、休时、瓜时、食时、时节、对时、夏时、秋时、冬时、春时、时月、岁时、时令。

第四，时间性社会文化现象系列：过时、时雨、时中、授时。

从上列“时”的衍生词，我们不难看出，表现时机观的第二类“时”的衍生词是“时”的亲属词系统中最发达的一个体系。这正是中华先民时间观念推动和制约的结果。

“时”的第二系列亲属词汇，突出地反映了中华先民对于时间的流逝性、机遇性的深刻认识和努力把握。中华先民很少抽象地、科学地观察纯粹的时间，而总是将物理时间置于人文场境亦即由天、地、人三方面诸多事物相互作用、共同组成的场境之中进行体验和测度。这种人文气场，被人们模糊地概括为“机”、“命”、“气”、“数”，是一种虚无玄妙的存在。先看四时，董仲舒《春秋繁露·四时之副》云“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无人所同也”，这表明，在先民心目中，四时和时间隐含着各种条件，充满了各种机遇，散发出各种能量，与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密切关联。中华先民对于时间的把握，实际上是对不断流逝的各种机遇的把握，正如《楚辞·九歌·湘夫人》所云“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旦失却对时机的把握，势必陷入“往者不可及兮，来者不可待”(《七谏·初放》)的尴尬当中。先民努力把握各种转瞬即逝的机遇以筹划生存生活方式。他们对时机观的重视充分地表现在“时”的众多的第二类亲属词数目上。“时机”顾名思义，时间行进而促成的机遇，在先秦文献中，时机还不能算作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复合词，他们常常可以互换使用。时即是机，机亦表时，在《尚书》、《逸周书》等上古文献中，“时”除了偶尔表示“四时”，绝大多数情况下当做“时机”来理解。所以有了众多的搭配方式如：及时、得时、济时、宜时、应时、适时、顺时、违时、悖时、失时、合时、逢时、待时、遘时等等。这一系列亲属词汇中的其他诸词，或者表达对于时间演变流逝的强调，如此一时彼一时、时不再来、时移世易、时不我与等；或者抒写对于四时和顺协调的愿望，如顺时、合时、应时，都将物理时间置于天命气场中，凸显天命靡常，敬德保民，认识时间特性，以改进和筹划生存生活方式。

三、重视伦常的文化传统与时间词汇

中华先民栖息于东亚大陆辽阔而肥沃的原野间，很早就从事农业，定居生活。农业生产是一种依赖经验和较固定模式化的生产，农作物的种植随四季的变化而形成一定规律后就代代相袭，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生活样态趋向经验化、固定化，沿袭经验、秉承传统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使得整个社会具有超常的同质性和稳定性。华人的主体——农民，世代相袭，大体稳定地聚居一处，安土重迁。白居易曾形象描述过这种生存方式“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白氏长庆集》卷十)这种生存方式培养了中国人对于土地的一种执着深沉的情感，导致故土难移，狐死首秋、叶落归根的定势在华人思维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因此，从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由血缘家族组合而成的宗族，世世代代得以保存。由于自然经济始终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血缘关系一直没有被契约关系所取代成为主导，因此，以自然性的血缘关系为土壤、以人“亲亲”的自然天性为基础的天然的人伦之道一直是维持中国社会的主要方式，它不仅没有像西方社会的人伦之道那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相反通过制度化、道德化、教育化而越来越自觉地加强与发展，成为维持中国社会的基本之道[2]。

文章来源：《航空动力学报》 网址: http://www.hkdlxbzz.cn/qikandaodu/2021/0413/8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