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农重农的文化传统与先秦汉语时间词汇(2)

二、农耕文化对先秦时间词汇形成发展的推动

近代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是华夏民族文明的发祥地，这里气候宜人、四季分明，非常适宜文明的繁衍生息。中华先民在这块沃土上构建了繁荣的农耕文化，这块土地上的统治者坚持“以农立国”、“重本抑末”的治国方针，“先知稼穑之艰难”（《书·无逸》），“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安土重迁、务农力田。这块土地上的思想者深信“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吕氏春秋·贵当》）、“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这与游牧民族强弓骏马扫荡草原、海上民族坚船高炮纵横大洋大相径庭。［3］

哲学大师卡西尔曾说过“只有那些以某种方式与意志和行动的焦点相关联的东西，只有那些证明是生命与活动的整个目的的本质的东西，才能得以从感觉表象的统一的嬗变之流中被选择出来，才能在诸多的感觉表象中被“注意”到——亦即是说，才能受到语言的特别重视，从而获得一个名称。［4］那么，在殷商的时代，什么是中华先民的与时间密切相关的“意志和行动的焦点”呢？主要是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地从事的并且赖以生存赖以立国的农业生产。

先看殷商时期。甲骨文中的时间词主要集中于区分一天当中的各时间段，以及模糊地划分各层级的时间计量单位如“日”、旬”、“月”、“祀”等等。在商周极其有限的时间词中，我们仍能找出与农业生产结合极为紧密的几个词，一为“春”，一为“秋”。

殷商时代，原始农业已经有所发展，中华先民已经初步认识到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季节性和对生态环境的依存性，初步体察到农作物乃至许多植物动物的生长规律；他们力图协调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十分关注如何确定备耕、播种、施肥、收获等等农活的具体月日，并且逐步建构起与农业生产节奏相适应的社会生活节奏。于是，他们观测天象，观察物候，日渐认识到仅将一年划分为十二月是不够的，还有必要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进一步划分为耕种的季节和收获的季节并且循此安排生产、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的收成、推进农业的发展。这就是那个时代与中华先民的“意志和行动的焦点相关联”的大事之一。中华先民主要是基于农业生产活动和农耕生活方式的反思和筹划，根据自己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和构想，将一年的周期性时间重新划分为“春、秋”两季。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农业生产方式的不断细化。人们渐渐的不满足于一年当中的春秋之分，而进一步将之细分为“四辟”、“四时”。并赋之以深切的期许。“春为忠。东方为春。春，动也。是故鸟兽孕寍，草木华生，万物咸遂，忠之至也。”“夏为乐。南方为夏。夏，兴也；南，任也。是故万物莫不任兴，蕃殖充盈，乐之至也。”“秋为礼。西方为秋。秋，肃也，万物莫不肃敬，礼之至也。”“冬为信，北方的冬。冬，终也；北，伏方也。是故万物皆伏，贵贱若一，美恶不减，信之至也。”（《尸子》，散佚，见于《艺文类聚》三）由上可见四时之得名由来都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

正如《管子·四时》表述的：“令有时，无时则必视顺天之所以来。五漫漫、六昏昏，孰知之哉？惟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四时代表着中华先民在社会生活中围绕农事对自身生活的规划、协调以及期望。先民将一年切分为“春、夏、秋、冬”四季，以便协调“天人关系”而实现“令有时”，以便重建个人和国家的生活秩序，使季节及其体现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应有的重视并获得语言“意义”的标记，从而将其引入民族的文化世界。

以“春”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先民为四时命名的角度与农业生产是密切联系的。早在甲骨文时期，先民就有了基本的时间划分能力。他们按照天象基准，以“岁”纪年；依照社会生活习惯，以“祀”纪年；还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又依照历法基准，以“天干地支”来定位月份内的每一天，甚至以日月位移活动和位置差别将一天具体分为若干等分。有了这样众多的或粗疏或细致的时间划分，先民何以要再从一年的时间当中将“春”独立出来，给予它一个新的名称。这种违反语言经济原则的命名活动本身就是先民重农尚农的体现。中华先民早在殷商时代已经认识到农业生产有鲜明的周期性，尤其是播种的时间非常有讲究，过早则种子不待成长即已冻死；过晚则果实不待收获即已夭折。人们观察到一年当中只有天气乍暖的那段时间下种，一年的收成才有望，为了记录这一重要的生产经验，为了更好地建构起与农业生产节奏相适应的社会生活节奏，人们迫切地需要有个名称来指称这个对于先民而言特别重要的时间，于是他们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进一步将耕种的季节从一年当中划分出来。有了这种命名造词的需要，先民进而需要选取一定的区别性特征来为一年中关系收耕的至为重要的季节命名。春季有很多鲜明的特征，天气乍暖、岁星位移、大雁南徙、百花绽放……选取何种特征作为命名造词的理据，先民是经过了慎重的思考的，同样也是他们重农尚农的文化传统的写照。《礼记·乡饮酒义》：“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郑玄注：“春，犹蠢也；蠢，动生之貌。”《汉书·律历志》：“春，蠢也，万物蠢生，乃动运”。《释名》进而总结：“春，蠢也，万物蠢然而生也”。春的甲骨文字形体或从日从屯，或从日从屯从草。其中的“屯”为象形字，象植物萌芽，后来孳乳出“芚”字，为草木初生之貌。“春”字形体显然表现了春阳普照、作物萌生的美好情景，正所谓“万物蠢然而生也”（参见《甲骨文字诂林》）。其构思源于对春季显著特征的认识和对名词“春”的造词理据的认同。从春秋早期的《夏小正》，到战国中期的《管子》，到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在论说春季时，都要描写“东风解冻，蛰虫始振”、“桃李华，苍庚鸣”等等景象以表现春季的最大特征，而这些景象又正是“万物蠢然而生”的标志。［5］这些又都与农业生产的特征密切相关。以作物蠢蠢而动、屯然出土为理据来为春命名、造字，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先民重农尚农的文化传统的真实写照。如上文所言，除了春，夏、秋、冬的命名过程也大同小异，这里不一一详释。

文章来源：《航空动力学报》 网址: http://www.hkdlxbzz.cn/qikandaodu/2021/0413/8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