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农重农的文化传统与先秦汉语时间词汇(5)

语言当中的语词符号与文化符号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作为文化创造的中介媒质、凭借手段和表现方式，语词发挥着概括和表征、引渡和导向、定型和建构的功能，从而使文化具有民族人独特的语言特征，将之从风格上与它民族文化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作为语词符号创造的动力、表述对象和存在价值，文化理所当然地发挥主导作用，推动语词的形成和发展，制约语词的形式与内容，规缚语词的解释和运用，从而使语词打上深刻的文化烙印，形成区别于他民族语言词汇的多种风格。简而言之，文化是语词形成发展的动力，而语词形成发展的一大效应就是建构了民族人独有的文化模式。二者相互交织，共变促生。

二、农耕文化对先秦时间词汇形成发展的推动

近代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是华夏民族文明的发祥地，这里气候宜人、四季分明，非常适宜文明的繁衍生息。中华先民在这块沃土上构建了繁荣的农耕文化，这块土地上的统治者坚持“以农立国”、“重本抑末”的治国方针，“先知稼穑之艰难”（《书·无逸》），“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安土重迁、务农力田。这块土地上的思想者深信“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吕氏春秋·贵当》）、“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这与游牧民族强弓骏马扫荡草原、海上民族坚船高炮纵横大洋大相径庭。［3］

哲学大师卡西尔曾说过“只有那些以某种方式与意志和行动的焦点相关联的东西，只有那些证明是生命与活动的整个目的的本质的东西，才能得以从感觉表象的统一的嬗变之流中被选择出来，才能在诸多的感觉表象中被“注意”到——亦即是说，才能受到语言的特别重视，从而获得一个名称。［4］那么，在殷商的时代，什么是中华先民的与时间密切相关的“意志和行动的焦点”呢？主要是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地从事的并且赖以生存赖以立国的农业生产。

先看殷商时期。甲骨文中的时间词主要集中于区分一天当中的各时间段，以及模糊地划分各层级的时间计量单位如“日”、旬”、“月”、“祀”等等。在商周极其有限的时间词中，我们仍能找出与农业生产结合极为紧密的几个词，一为“春”，一为“秋”。

殷商时代，原始农业已经有所发展，中华先民已经初步认识到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季节性和对生态环境的依存性，初步体察到农作物乃至许多植物动物的生长规律；他们力图协调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十分关注如何确定备耕、播种、施肥、收获等等农活的具体月日，并且逐步建构起与农业生产节奏相适应的社会生活节奏。于是，他们观测天象，观察物候，日渐认识到仅将一年划分为十二月是不够的，还有必要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进一步划分为耕种的季节和收获的季节并且循此安排生产、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的收成、推进农业的发展。这就是那个时代与中华先民的“意志和行动的焦点相关联”的大事之一。中华先民主要是基于农业生产活动和农耕生活方式的反思和筹划，根据自己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和构想，将一年的周期性时间重新划分为“春、秋”两季。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农业生产方式的不断细化。人们渐渐的不满足于一年当中的春秋之分，而进一步将之细分为“四辟”、“四时”。并赋之以深切的期许。“春为忠。东方为春。春，动也。是故鸟兽孕寍，草木华生，万物咸遂，忠之至也。”“夏为乐。南方为夏。夏，兴也；南，任也。是故万物莫不任兴，蕃殖充盈，乐之至也。”“秋为礼。西方为秋。秋，肃也，万物莫不肃敬，礼之至也。”“冬为信，北方的冬。冬，终也；北，伏方也。是故万物皆伏，贵贱若一，美恶不减，信之至也。”（《尸子》，散佚，见于《艺文类聚》三）由上可见四时之得名由来都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

正如《管子·四时》表述的：“令有时，无时则必视顺天之所以来。五漫漫、六昏昏，孰知之哉？惟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四时代表着中华先民在社会生活中围绕农事对自身生活的规划、协调以及期望。先民将一年切分为“春、夏、秋、冬”四季，以便协调“天人关系”而实现“令有时”，以便重建个人和国家的生活秩序，使季节及其体现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应有的重视并获得语言“意义”的标记，从而将其引入民族的文化世界。

文章来源：《航空动力学报》 网址: http://www.hkdlxbzz.cn/qikandaodu/2021/0413/8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