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治建设动力的社会化问题研究(2)

（二）社会主体参与多元协作治理使地方法治建设动力社会化具备可行性

现代社会寻求更为积极的、双方或多方的协作治理。多元协作治理方式，借助日益壮大的民间社会力量，在推进公用事业、文化事业、社会保障救济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政投入上，允许其进入公务领域发挥作用，政府通过合同、协商、指导、鼓励及特许经营等方式改变单方意志输出转向双向意志交流。另外在寻求协作治理的同时，通过多样化行政方式和手段的运用，提升行为的民主性和可接受性，要求政府在选择行政手段时，应就拟将追求的行政目的进行评估，选择在程序、时间、人事、风险以及监督等方面最具经济性与高效能的手段，从而实现手段与目的最佳匹配化。总之，多元协作治理是追求多主体协作和高效率的治理方式，标志着现代政府在应对风险社会时，由“管理”到“治理”，由“全能”到“有限”的治理理念的根本性变革。多元协作治理体系的兴起与发展，与非政府社会组织的存在及发展、社会公众权利与参与意识的觉醒等密切相关，作为利益密切相关者，社会公众与社会组织通过积极参与治理，尤其是参与地方法治建设，追求和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实现。毋庸置疑，多元协作治理体系对我国地方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法治建设应当顺应多元协作治理方式，同时借助民间社会力量和政府政治手段推进动力机制发生根本性转变，以内在动力推动为主，构建地方法治建设的社会化动力机制。因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以回应的方式“为人们的自发性实践和创造性活动提供稳定的激励结构和及时的制度化确认”[3]。

（三）实现地方法治建设动力机制的社会化转变

本文论及的地方法治建设的动力社会化即指创新社会自主治理模式，引导和培育社会公众成为法治建设的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尊重社会自身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发展规律，以缓进型变迁视角，渐次生成地方法治秩序，实现动力机制主要由政府推进向主要依靠社会力量推动的根本性转变。正如学者所言，目前我国的现实是“大政府一小社会”的治理结构，积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是为形成“强政府一强社会”的二元互动模式[4]。为实现社会转型期社会自治的形成提供原生动力与基础保障。其实，人类社会法治秩序从来都是自然演进和理性构建相互协调的产物[5]。缺乏民间社会力量的支持，地方法治必将难以真正实现。

根据本德勒教授的界定，法治的三个要素基本实现，方能构成法治[6]。现今，我国法治中的程序性要素和保障性因素已初步具备，政府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执法，司法机关以最后的防线保障法治的实现，但实质性要素，如法律的公平正义等仍需在今后的法治发展策略转变中真正实现。真正法治层面意义的政治的根本目标是要承认和尊重法治的内在本质，依法运用公权力进而保障社会公众的私权利，唯有两者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目标，法治在当今政治国家才能良好运行并与政治相辅相成，法治不仅是政治设定的统治手段，更是社会实践的运行机制，而且政治统治的维护依赖于这种社会运行机制有效运转。实现地方法治建设动力的社会化不仅有助于真正实现法治的本质，而且能够维护国家的政治统治。

三、实现地方法治建设动力社会化的具体路径

稳步推进常态化的地方法治建设，欲寻求内在动力的持久支撑，必须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保障地方法治建设在明确的事权范围内，坚持社会本位，回应社会需求，激励普通社会公众积极主动参与地方法治建设，建立地方政府必须向民众负责的地方民主机制。还应当注重其他社会规范的补充，并在地方立法中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以法治方式实现地方治理的现代化。保障地方法治建设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最终真正实现地方性事务治理的常态化。

（一）明晰央地立法事权是实现地方法治建设动力社会化的前提

为满足国家法制统一和地方特色的双重要求，央地的权限界定应该通过立法事权形式加以制度化和规范化。事权划分的实质是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博弈和分配。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属于法律保留事项以及只能由中央宏观调控涉及全国性发展规划的事项，地方不得越权进行立法，但中央会针对地方发展急需或在需要发挥地方主动性时，适当、适时下放相关事项的立法权限[7]。有助于减轻中央的压力，缓解社会快速发展与立法规定滞后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地方发展实践的法治需求，化解因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法治手段而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困境。

文章来源：《航空动力学报》 网址: http://www.hkdlxbzz.cn/qikandaodu/2021/0622/1373.html